由于雕塑艺术的繁荣，文献记载的有关艺术的传闻也较前代多。例如唐高祖献陵的石犀上，留有“武德拾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的题铭，这令人联想到战国时代“物勒工名”的传统，确有重睹盛世之感。当然，当时的上流社会仍不免把石刻艺术家视为“贱工”，但有关雕塑家杨惠之、韩伯通、张爱儿等人的传闻，已足以证明雕刻艺术对社会生活之影响有多么巨大。

    唐初年，由于国家尚未从战乱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所以唐高祖李渊献陵的石刻也只是初具规模，陵墓的四门各有一对石虎，内城南门以南各分列石犀、华表一对，其造型浑厚古朴的风格远不及后继者精工典雅。

    唐太宗昭陵依山为冢，陵前石雕群也未列为定制，但是昭陵前所设置的浮雕石刻——“昭陵六骏”，却是旷古罕见的现实主义杰作。这组浮雕是唐太宗在贞观十年埋葬长孙皇后之后，为了追记自己在戎马生涯中的功绩，为纪念他心爱的战马而雕刻的，这六匹战马分别是“飒露紫，特勒骠、拳笔脶、白蹄乌、青骓、什伐赤”。

    据说骏马的图样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李世民亲为六骏马写下赞语，每骏四句，由书法大家欧阳询用八分体书写，可惜这些珍贵的遗迹皆因风雨剥蚀，宋以后就模糊不清了。

    自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始，陵前石刻形成定制，其雕刻的内容可分六类：依次为石狮、石人和石马及马夫、双翼兽和北门六马、蕃王像、华表、碑石和无字碑及述圣记碑。不过这种陵前石刻制度后来实行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随政体的衰落和经济文化的萎靡，后继帝陵已难现乾陵石刻的雄姿。

    乾陵石刻组合及其艺术成就，在古代陵邑制和雕塑史上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中晚期、五代、宋乃到周边地方政权的陵墓石刻，都是仿乾陵石刻而建制的。这些作品伟岸浑雄、刻工圆熟，在高大的陵墓前伸展，其恢宏气势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了帝王的勋业及其庄严神圣的凛然姿态。

    物盛及衰，安史之乱引发了社会多年积聚的各种矛盾，人民又重新面临世界再造的离乱，所以中唐以后的帝陵石刻，已无法与盛唐的石雕的石雕比拟，其造型的精陋，线条的无力，使得石雕形象已失去昔日的雄风。晚唐一代的帝陵也徒具陵前石刻规模，其形制的瘦小，华贵风格的失落，已暗示着李唐王朝风雨飘摇末日的来临。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汉唐以来贵族在陵墓设置石刻群雕的风气，也影响到了周边的民族地区。

    隋唐石刻艺术的伟大，主要还是集中地反映在建筑的广泛运用方面。在南北朝时代，佛塔是寺庙组群的中心建筑，到了唐朝，它虽然失去中地位，便仍不失为佛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庄严劲健的造型，还是衬托公共建筑和都市景观的依凭。唐代佛塔以砖塔为多，石塔就成了凤毛鳞角，其代表作有唐乾符四年西平顺县明惠大师塔。
   
    开凿佛教石窟寺，经南北朝至隋唐时代，达到了它的登峰期，其范围已由华北扩展到长江以南地区，刻造石窟及其造像的功德主已由帝王贵族扩展到一般平民，这就形成了多不胜数的大小窟室和佛龛造像，从而也使得石窟寺艺术仿木结构建筑的因素大大减弱了。

    此外，在佛像的造型处理上，前后期风格样式也发生了变化。龙门的北魏造像，初期仍为大同云冈旧式，虽有局部的变化，但面容刻画多为清瘦秀劲的秀骨清像。北齐造像则开始呈现矮胖壮健，隆胸宽肩的体态，这是一种由北魏风格向盛唐风格过渡的具体表现。
 
    唐太宗至高宗时期的唐代龙门佛教造像，大多圆肥丰满，身躯挺直，刀法系直刀与圆刀并用，开始注重人体解剖关系，实现了造型风格的重大突破。

    武则天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是唐代造像的标准典型，也是盛唐石雕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石雕艺术发展到盛唐阶段，其技艺已达到极为高超的程度。

    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石雕的盛衰皆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繁荣及其衰颓有关。据传闻，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典雅华丽形象，就是以武则天的容貌为模特塑造的。当时，武则天曾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并率百官大臣参加大佛的开光落成仪式，盛况空前，一时传为美谈。神圣的宗教场所，成了世俗社会竞奢逐华的乐土，自然宗教的神叫也就被人情世故气氛所浸染，佛像衣褶的华丽流动，丰腴暴露的肌体，曲线婀娜的绰姿，都衬映出盛世的尘嚣。

    同样，安史之乱前后，唐代造像由成熟便走向衰落。首先是造像规模和数量大不如前，而且形象刻画大多苍白无力，样式呆板，已失去前期丰富多采的自由活泼的写实风格。龙门石窟的艺术盛衰，大体上代表了中原地区隋唐时代雕刻艺术演变的一般装况。
   
    然而，历史的发展也往往是不平衡的，自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给华南的文化艺术析发展带来了机遇，尤其是佛教石窟艺术，从晚唐开始在江南崛起，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要首推四川大足石刻。可谓石雕艺术的一大奇观，其中又以两宋时期的作品最为出色。

    隋唐时代的石雕艺术，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石雕建筑，这种将实用与审美巧妙结合的建筑艺术范例，要首推建成于隋大业年间的河北赵县安济桥。从安济桥的构件，我们也可以看出隋唐时代的建筑在运用石雕构件上，远比前代更为普遍，成就也日益突出。建筑与雕刻装饰的进一步融合提高，使得隋唐的石雕艺术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隋唐时代的墓室、墓志和石碑上的石雕装饰图案花纹，也是后世艺术家师法造化不尽源泉。
 
    隋唐时代的石刻浮雕和线刻精品很多，其总的特点就是装饰于建筑、石窟寺和墓葬及其随葬物。现存的唐代大雁塔石刻装饰浮雕——乐舞天人，就是当时建筑石雕的杰作。其中舞人的姿态自由欢快，飘飞的带饰充满动感，端坐的东伎各具绰姿，形成对比观照，左琵琶左琴瑟，夸张舞动的带饰，使整体画面实现了动态的平衡。它与佛教艺术中最美的飞天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代石刻画像的创作，自汉以来，至隋唐时期达到高峰，内容也逐渐趋向于写实，画面充满了世俗生活的风情。它前承两汉南北朝的遗风，创造性地拓展了表现的题材内容，对后世的佛教、道教和各种写实性的石刻线雕画偈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刀代笔、雕刻于石面的阴线画像，实际上就是把国画的白描形式升华为雕刻艺术，因而它兼有笔画线条的俊逸飘洒，又深得石刻刀法刚劲有力、一丝不敬的精髓。隋唐陵墓石刻线雕人物画是丰富多采的。还有一些较为小型的圆雕作品，它们同样能反映当时石刻艺术的巨大成就，其中唐朝杨思勖墓两件石刻俑就属罕见的代表作。杨思勖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品散失，但残存的石雕作品仍有很高的价值，如其石棺为青灰色岩石雕刻而成的殿堂形式，石棺内外，雕刻有男侍、狮子、鸟兽、卷草、宝相花等精美的图案花纹，堪称石刻与线刻绘的珠联璧合。